习篆散言
作者：刘颜涛
近些年来，学习篆书的作者逐渐增多，而且随着战国简牍、帛书、盟书等新资料的出土和发现，篆书创作手法和表现领域的拓宽，使篆书的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当今篆书创作比以往的篆书家更加关注彰显其艺术性、书写性、抒情性。把历史上篆书“示威强、服海内”的威严、端庄、肃穆演绎成酣畅淋漓的笔情墨趣。而即将举办的全国首届篆书展，更将推波助澜，积极推动篆书的创作发展。在我们为这种古木逢春景象充满喜悦、兴奋和欣慰的同时，也应该冷静清醒地看到，众多的篆书作者中只是为了应对展赛而“跟风”者大有人在，猎逐于甲骨、简牍、帛书、盟书的新奇而没能往纵深处挖掘者也不在少数。所以熙熙攘攘的当今篆书书坛上，真正富有历史责任感地沉下来致力于篆书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且取得成就者为数并不多。而当曲终人尽后人回顾当今时，有足以能够支撑这个时代篆书书坛的群星闪烁的代表书家，才能有力说明当今篆书创作的繁荣，所以真正的篆书创作繁荣还需要我们甚至几代人的艰辛努力。
学习篆书，学习古文字书法，首先要“好古敏求”。有能在故纸堆的左翻右找、东捡西查中耐得寂寞、孤独的殉道心态，因为相对于楷书、行草书、隶书而言，篆书是最难得到社会接受的小众书体。要摆脱现实利益的诱惑，对注重实际的现代人是一种异常的艰难，而且“篆书的学术含量最高，首先要通过文字之学至少要掌握古汉字的构形原理，形体结构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书体演进与‘篆引’的性质和美学意义”（丛文俊语），要能体悟篆书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古老的人文意识、天人意识、中庸意识、宇宙意识等文化感和文化上的象征意味。这就要我们有皓首穷经做学问的姿态。篆书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是一门需要深入、持久研习的书体，只有如韩愈《答李翊书》中那样“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有甘坐冷板凳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准备，才是能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篆书学习和研究的根本保障。如是立志也高远，用功也深沉，以自得为火候，以涵养为指归。穷源探本、甘苦历历，而后方能有得。
学习篆书这种古文字书法，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就是“古意”。取法和表现都要围绕“入古”这个核心展开。“古”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是无数代先贤承前启后不断的积累。以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我们缺少的不是激情而是理智，不是个性而是共性，不是创新而是继承。有了对“古”的敬畏，对传统理法秩序的认同感，我们才能去掉现代人的轻狂和放纵，才能见古人笔墨而起“矜庄”。对于我们从事传统文化艺术者来说，对传统的继承才是当今要务。
书法是“书以载道”的艺术，但首先是“由技入道”，所需要的严格扎实的技术训练和其它任何一门技艺一样，需要夯实坚固的基础。而现在人太实际，太急功近利，太精明，很少有象过去的老先生们那样在背后去下苦功夫笨功夫扎扎实实地做基本功了。然而“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所以，习篆之初，切不要“走偏锋”、“竞奇拙”，不要尚奇猎怪，追逐个性太强风格太独特的作品作范本。书要学古，不可循今，因为时尚认同感而直接临摹抄袭时人的“跟风”，则更是让人不屑一顾令人厌恶的投机。习篆路子端正，方法正确，写好便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情，正如画家陈子庄先生说的“初说画画，不好不要紧，但要格局高，气势大，一看是大家气象，以后才有发展”。也如为人须走光明正大之道，即使不成豪杰英雄，也是堂堂正正本份人家。而一旦误入俗弊歧途，则为害终身悔之晚矣。
习篆之初，入手不宜以用笔率直简净之甲骨，入手不宜以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浪漫自由、大朴不雕之金文；入手不宜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偏离大篆传统的美化、装饰之书体；入手不宜以流美简略之盟书、简帛；入手不宜以描摹精工为能事而呆板少书写天趣之“玉箸”、“铁线”；入手不宜以侧入尖出、姿媚妖娆而少士大夫气之徐三庚、赵之谦；入手不宜以颇具创造力也很有破坏性的耸肩错位以成习气之吴昌硕晚年篆书。入门选帖，应当选择风格雅正、规矩严密丰富，能更多体现篆书共性规律者为范本。篆书共性规律或者说书体特点即是最早孙过庭《书谱》中概括的“篆尚婉而通”。一句“篆尚婉而通”成为度世金针。一个“婉”字概括出篆体圆曲的基本笔势，婉而愈劲，曲线而能筋强骨健，即如“折钗股”，于婀娜中仍保持刚劲和遒练，圆浑中仍不失润丽和柔媚，所寓之意尽在“圆实凝重”四字之中。通，即气息贯通，骨气洞达，在运笔上是流畅，在美感上是气贯，生动准确地体现出“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通而愈节，流畅而紧駃，风神毕现。依此按图索骥，即可以《秦泰山刻石》为入手范本，或因其风蚀残泐，也可参以《王福厂书说文部首》和邓石如篆书作导引。而在初期的临摹学习过程中，万万不敢少虔恭敬畏之心，而参以己意妄言 “意临”、“神似”之类。临摹学习就是见贤思齐，使自己摆脱固有习惯，“去其本色”，在符合法度的方法上立定脚跟。所以“若初学时，则必欲求其绝相似而几可乱真者为贵，盖古人见法处及极用意而若不经意处，都于临摹时可一一得之于腕下。”（沈宗骞语），由此打好平正安稳的根基后，再临习其余几种秦刻石及汉代“二袁碑”，《开母》、《少室》二阙等小篆名迹，以至《石鼓文》、《墙盘》、《颂簋》、《毛公鼎》等。其中一定要选准一家后，将其吃透，真正的本事掌握多在于精熟于一家或一种碑贴经典。所谓“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唐•李世民）。当然，也须“返约于博”、“取精于宏”，目光不能狭窄，不但要悠游于晚商和西周金文及秦汉篆书前后相对统一的强显中华民族“正大气象”的气势宏大、泱泱风烈的篆书主脉，进而要关注几千年的篆书流变，要清楚前人走到了什么地方，同辈人又走到了什么地方，大视野，才能大思路大借鉴，才能举一而通三，才能对篆书的历史、现状、前途和命运作出科学准确的观察、思考，才能于篆书发展的古今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厚积薄发，取精用宏。以博瞻厚积拓展广度，以约取薄发挖掘深度。当然其中更须有淘百家米烹一锅粥的融通能力。
有一代之气运，即有一代之书风，书风随气运为转移。故在篆书学习时，要将其放进所在历史情景中，这样才能真切地把握其原滋原味。如：商金文气象宏大，修饰多，直线条多，波磔出锋。其美化文字形体的风气为其浓烈的宗教情感所致，直线、波磔、出锋则出自开放、朴质、浪漫的性格。基础即是氏族文化的需要与巫术文化的浪漫想象。西周早期延续善商代自由变化的金文风貌。而以西周中期为代表的众多金文则字形结构渐趋精整谨严，曲线美被发现并得以推广，圆融婉通，气色温和，笔势稳妥，处处显出彬彬有礼之貌。“篆引”秩序随之成为西周礼乐文化精神的一种象征。基础则是周人以农业文化和宗教政治为特色的对礼制的大力提倡和宗法制度的完善。春秋战国的金文绚丽华美，装饰性“鸟虫”与古文科斗等各种地域文字异彩纷呈，则源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诸侯力政”的局面。因为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摆脱了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约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的最大特点——文字结构上极大的地域性。各诸侯国各居一隅，没有四海归一的大帝国气派，虽僭越礼制，器皿愈作愈精巧，铭文愈饰愈绚美，但争奇斗艳的千姿百态中毕竟少一种恢宏正大气象。可见，一个时代的文字书法风格特征总是与其相应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以至具体到其时代的建筑、服饰、器皿的形制、纹饰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这种丰厚历史文化的审美意识中把握其篆书的笔意与格调，才能不仅仅得法，而且得“味”。
篆书作者必须要有古文字知识。从历史上看，很多篆书家都是古文字学家，即使称不上古文字学家者，也对古文字有着相当程度的研究，小学的功底都很扎实。然而快节奏的当今信息化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若要求每一个篆书作者都成为古文字学专家，便显得苛刻，也不现实，而且古文字学家和古文字书法家虽有相同处，但研究目标和主攻方向毕竟各有侧重。现代的篆书家更多的是在享用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但这丝毫不能作为我们一些篆书作者不谙“六书”，不懂文字源流和演变的缺陷的托词，古文字学家不一定要成为篆书家，但能成为古文字学家却应作为我们篆书家的理想追求。“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因为篆书较其它书体而言，除了其艺术性外，其学术性、文化感及“学问”特征更为凸显。而且只有弄清古文字的字形构造与美感原理，才能在篆书创作时，胸有成竹，进退有据，挥发自由。前人言“至得手之后，尤须养气，探本溯源，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有自然而然之妙矣。”“功可以渐而成，气可以养而盛”。
若致力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学习创作和研究，也需读《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和“中国断代史系列”之《殷商史》、《西周史》以至《春秋史》、《战国史》之类为底气涵养，更要置《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古文字诂林》巨帙于案头，朝夕谛观，不离左右，心手双臻，浸淫其中。如是穷年累月，穷理尽性，方有所得。所谓“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的从事多年，才能有所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沈从文语）
中国书法与汉字相伴而生，其发展与应用形式无不深深地植根于实用需要、技术条件、生活习惯、审美取向的文化土壤与艺术情境之中，并由此发展出高度成熟的中国古代书法文化生态。而当今时代，在书法逐渐远离实用的境况下，其艺术功能的加强带来创作空间加大，轰轰烈烈的展厅文化对当今篆书创作的影响，一方面是加强了篆书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丰富了篆书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样式：巨幅的气势，大胆的布局，灵动的笔墨，感情的挥洒，都使篆书的雍容渊穆、雄强朴茂、浑厚苍茫、古拙凝重、谲奇隽逸、典雅率真得到更好更充分的表现空间。这种展厅衍生的高堂巨轴书法，随着篆书字体的放大，笔法、墨法便有着相应的调整变化，展厅效果也促使当代人对古老书体以新的诠释解读。但另一方面，也因展厅效果对篆书作品形式感和笔墨技巧的过分关注，使篆书作品更多的呈现出美术化倾向。重文而轻质，重技而轻道，这样对作品形式浓妆艳抹的粉饰包装，对作品表面笔墨点划的斤斤计较，会遮蔽篆书内含意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本色和婉通之间传递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所谓“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巧言令色，鲜矣仁”。只有“文质相辅”、“文质彬彬”，从有笔墨处求法度，从无笔墨处求神理，正本清源，追溯既往书法的文化生态——技与美、技与道的紧密结合，才能使篆书创作得以积极健康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