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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以“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中国名人名家书画精品展正式启动。

篆隶糅杂殊奇姿 ——《祀三公山碑》临摹札记

发布时间:2016-03-02 09:41:48


作者:刘颜涛


《祀三公山碑》拓片元初四年,常山相陇西冯君到官,承饥衰之后,□惟三公御语山,三条别神,逈在领西,吏民祷祀,兴云肤寸,偏雨四维。遭离羌寇,蝗旱鬲我,民流道荒,醮祠希罕,□奠不行,由是之来,和气不臻,乃来道要,本祖其原,以三公德广,其灵尤阙,处幽道艰,存之者难,卜择吉□治,东就衡山,起堂立坛,双阙夹门,荐牲纳礼,以宁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屡降,报如景响,国界大丰,谷斗三钱,民无疾苦,永保其年。长史鲁国颜洨、五官掾阎□、户曹史纪受、将作掾王策,元氏令茅匡、丞吴音、廷掾郭洪、户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纪焉。

临摹不但是初学书法的正确方法和唯一捷径,更是继续提高和避免僵化及形成书写习气的不二法门。王铎晚年“一日临池一日应索”的书写方式,被后世津津乐道并尊崇效仿。“生命不息,临摹不止”已被每一个习书者所认同。道理虽人人皆知,而落实到具体如何临摹,却有着不同理解。现代的生活节奏太快太躁动,现代人在学习书法过程中则机心太重,耍小聪明般地企图小付出大收获,临摹若蜻蜓点水般地浅尝即止,粗枝大叶地临其大概,本察之不精、拟之不似却自欺欺人,当作“意”。如此,无非避难就易的急功近利而已。而书法恰恰是需要慢下来静下来的一门传统艺术形式。正如安阳书坛宿儒傅小玑先生论书时引王充《论衡》句所言:“‘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故:‘其进锐者,其退速。’”潘伯鹰先生则谓:“凡成家的字都是积久逐渐而成的,其形成的过程很慢,因之才能长久自然,这是不能急切以求的。”可见只有“朴实的笨功夫”才能夯实根基,而根基的坚固才能承载高耸大厦。而这“朴实的笨功夫”即是逼真原作的“实临”,古人临摹力求得到临本与原作放在光影下重叠如一方可,我们也应努力达到复制伪造的地步。不可轻而言之以什么“意临”“得意忘形”“舍形取神”之类来作为自己笔墨功夫无法达到或者接近古人的借口托词。

我从最初涉猎到致力于篆书的学习研究,迄今已逾卅年,终为“求篆于金”,溯源寻根,以甲骨、金文示人。然而早期为了学好小篆夯实根基,于秦《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用功最勤,后来于汉《袁安碑》《袁敞碑》亦用力不薄。为了丰富、深化和突破自己多年形成的篆书面目,近年临习了《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西狭颂》和《杨淮表记》等汉隶。而参加宋元善拓暨全国书法临摹展,我之所以选择《祀三公山碑》,则基于如是思考:秦篆弘雅浑整,得庙堂之气为多,但其精巧完美中或显方整平板,个性发挥有着较大的局限性。汉篆笔势遒劲,结体宽博,虽用笔已逐渐清晰,行笔转折已略带提按,较秦篆为灵活生动,但总体上仍贯以篆引笔法,尚不足尽显我近年所追求的大小不拘、转折任性的率意自然之美。当然,更多的或许还是自己多年来的“篆书生涯”,使秦汉篆书没有“篆隶相间,独具别格”的《祀三公山碑》那种新鲜感,更能激活我的“书法神经”,于我更富有挑战性。

喜爱《祀三公山碑》,并不是近期的偶然。200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刘颜涛》中,即收录了拟《祀三公山碑》笔意创作的二件作品“苏东坡词《少年游》”和“苏东坡诗《题金鸡县斯飞阁》”,以后出版的几本拙集中,也都有此类的汉篆作品,作为篆书不同面貌的丰富和拓展。回头看来,当时虽也注意了如翁方纲《两汉金文记》评《祀三公山碑》说的“减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和方朔《说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说此碑的“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行下垂,亦有斜直偏拂”,但线条粗细均匀,用笔轻重平缓,转折提按内敛,几乎全以中锋篆书笔法为之,精力和工夫仍多在用笔的始终如一上,很少体现梁启超评此碑的“以隶势作篆”。纵使有几分古拙遒劲、高古浑穆的气象,但与原作的“篆体而隶意,篆隶相参,点画婉转,擒纵自如,结体茂密而富于变化,造型别致而生动”相比,要逊色许多。究其缘由,除了自己沉浸于此碑的时间较短,用力不逮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以自己日常形成的固有书写习惯和定式为之,即先入为主地把《祀三公山碑》套入到自己的规范体系中。这样,字态虽然与殷周金文、秦汉小篆有别,但作品的笔墨气格还是重复故我,这种加深自己偏见的临摹,很难突破自己,也很难体现《祀三公山碑》本身所蕴涵的个性独特之美。方朔曾明确指出“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者,亦不能为此书也。必得二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所以在这次以《祀三公山碑》为蓝本的临摹中,为了弥补“篆体而隶意”中隶意的不足,我反复品读临习了《西狭》《石门》《郙阁》“汉三颂”。体会了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明辨篆隶用笔的不同:“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和篆书“中含内敛”“力弇气长”的运笔相比,隶书的奋笔属于明快高扬的外露型。而且在这次临摹时,为了能“透过刀锋见笔锋”(启功语),努力做到由凿刻向书写的转换,始终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原始文本敬畏的基础上,进而寻绎、解读、阐释《祀三公山碑》那美轮美奂的“融液屈折、方正豁成、格力俊发、活然欲出”的特立独行之卓然风姿。

多年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种心摹手追地沉潜于书法传统经典和在寻绎、解读以至阐释传统经典中客观存在着的书家主观意识及时代印痕,自会在腕底不期然而然地涌现出借古开今以豁胸臆的笔墨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