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时钟到子夜“从零开始” 张维忠
——参加“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有感
□ 张维忠
我参加“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是军队和北京书协分别推荐的，且有幸参展。从2008年“首届全国册页书法展”获奖后，我已10年没有主动参加过全国性书法大赛，这次刚接到参赛邀请时，我心里是有些犹豫的：一个是因曾获过“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担心这次表现不佳；另一个，因长时间没有参加比赛，创作能力必然会有所退化。而且，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对于已近“中岁”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高难挑战。但是，人生就像时钟，到了子夜就要“从零开始”。不敢归零的人生，就像一只越攥越紧的手掌，里面的东西会越来越少。这次参赛，就是我一次“归零”的绝佳契机。
获奖入展于我而言并非主要目标，此次参赛更为重要的是突破自我，同时以书学上的新悟与同仁交流切磋，共同提高。近些年，我努力探索碑帖结合之路，以魏碑为基础，浸淫于“二王”、杨凝式以及明清小草书，创作理念和书写技法上皆有新得。这次投稿作品以中、小楷书为主，采用册页、大中堂和条幅三种形式，追求作品形式变化，多维折射创作思路和能力。所投3幅作品的综合“表现”能在高手如林的“塔尖”大赛中胜出，说明自己创作路子是对的。通过多年来的创作实践，感到有“三要”在创作中不可或缺。
创作要备于笔先
书法创作是一项创造性极强的劳动，佳作的产生常常看似偶然为之，实则背后离不开书者的长期酝酿和诸般要素共同作用的因缘际会。精心严密的各方面准备工作，是创作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
首先，要放眼当下书坛的审美取向和创作方向。回顾中国书法历史，晋韵、唐法、宋意，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时代烙印，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书法主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的艺术性已经代替了古代书法的实用性，当下，日益纯粹的书法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去做？我想，书法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兴盛时期，无论是对传统书法的理解，还是对创新理念和方式的拓展，都有一个符合书法发展规律的解答，那就是正本清源，回归书法的本体。
再者，要与古人“对话”。书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讲传承的，因此，研习书法一定要深入古代精典碑帖之中，创作的作品才会有古味。如何做到这点？我觉得根本在于平时积累，临摹－创作－再临摹－再创作，循环往复，只有这样才能厚积薄发。特别是参赛前，不妨拿出一段时间有针对性地临摹相关碑帖，古味自然会沁入创作之中。
构想形式与内容亦是创作之必要准备。创作一幅什么形式的作品，用多大的纸张，用什么字体来书写等，这都是创作前必须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一次比赛中投多幅作品，更有必要。书写内容其实和形式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写册页应该是多字的内容，且字号不宜过大；创作小楷应该是字数多的内容，否则难以形成小楷之气象。可根据展览主题确定书写内容，如果把古代诗词歌赋作为书写对象，一定要考虑参考书籍版本的权威性，因为其直接影响到书写内容的准确性。其实，做好这点也是当好书家的基本要求。
创作要讲求融合
既然是创作就应该有新意，求新意就需要取百家之长，融古铸今。纵观中国书法史，在书体的演变和发展中，书体之间的相互包容，从最原始的状态中即已蕴含了彼此。如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其中就藏有北碑的痕迹，甚至有些点画非常相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给我们在研习书法时打开了一个思路，那就是无论主攻哪个书体都要学会融会贯通。孙过庭《书谱》：“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强调的就是书体之间的互融论述。
历代书家大都在践行碑与帖相结合的路子——亦碑亦帖，亦帖亦碑。康有为崇碑抑帖，到暮年却幡然醒悟：帖也是书法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碑与碑之间、帖与帖之间的融合，如魏碑中有造像题记、摩崖、墓志和碑版，这四类之间有同有异，它们之间的融合就是一个庞大的创新体，因个体的不同会产生千人千面、不同风格的作品。还有历朝历代书家的书风之间、五种书体之间都可作融合，书法风格呈现百花齐放是必然的现象。
书法作品是矛盾的统一体，它存在黑与白、大与小、方与圆、提与按、动与静、开与合、松与紧、粗与细、欹与正、轻与重、枯与湿等矛盾。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怎样处理？其实这些矛盾是书法创作的有益素材，谁把它们整合得好，融合得好，那么他统筹融合成的作品一定是丰富的，耐人寻味的。因此，书者应当具备处理以上复杂矛盾的能力，并将其和谐统一起来，为我所用。相反，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好，最终呈现的定不会是佳作。有人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哲学的境界，我理解其核心即是统筹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学问。
创作要取法乎上
《易经》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此语可谓中国传统文化之智慧，只有立意高远，见贤思齐，才会有新意，才能有建树。如果平庸定位，只会“不有佳咏”，书法创作也是如此。
米芾有言：“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其中“高古”之意即为取法魏晋，觅之韵味，追之格调，虽然米元章讲得有些武断，但也表明一个时代代表性书家对追古的鲜明态度；也有人如此形容高古：“是时间漫漶在残碑断碣上的石花，是书蠹在吴笺蜀素上蛀出的虫孔，是魏晋诗人阔大衣袖里飘来的遗音”，此处高古之意展现的是颇具画面感的一道历史印迹。唐以前书法五体已经基本形成，中国书法体系基本完备，其后各个朝代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因此创作时往“古”里追，其创作的作品则更显传统，愈加古味充盈。即使作品达不到理想的高度，求其次也是可观的。我并没有否认唐以后书法之意，历代书法都有经典，都有可学之处，上述的出发点主要是从中国书法史意义的角度来强调创作需要高古气息。
创意要高妙，也就是构思要新颖，尽量做到与众不同，甚至出人意料，让观者耳目一新。每次创作都有其初衷，每个展览都有其特定要求，尤其是主题性展览，把书写内容定准，再把形式与内容高度融合，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美术创作初期画家会设计样稿，参加重要书法展览是否也可效仿此举？书家对创作样稿可进行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当然，创作永远是以自然朴实为最高境界。苏轼曾语“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既是东坡居士直指艺术灵性的阐发，更是道出了创作立意的高妙之理。